1955年4月8日，周总理为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而途径昆明，此时恰逢春意盎然之际，草长莺飞，杨柳拂堤，眼前的美景让周总理念及一位老友——张若名。

不仅是老友，张若名更是周总理的初恋女友。此去经年，张若名早已成家，正在昆明任教，自从当年法国一别，周总理与她已有数十载未见。

择日不如撞日，于是，周总理设宴邀请张若名夫妇共进午餐，席间叙旧不断，整整畅聊了五个小时。

待周总理返京后，才将此事说与邓颖超。邓颖超嗔怪道：

“你也是，怎么不知道拍张合影呀！也好让我看看若名姐这些年的变化嘛。”

周恩来与张若名为何未能终成眷属？又为何会坚定不移地选择邓颖超呢？张若名与邓颖超之间又有着何等深厚的革命情谊呢？

花开并蒂，各表一枝

在清朝末期，曾一度盛行“教育革新”之风，天津女子师范便成立于清末新政，是当时声名在外的新型女校。

1916年夏，邓颖超与张若名入学天津女师，成为第十期生，从此结下深厚的友谊。

然而，这对日后并肩作战的革命姐妹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成长背景，正因如此，在面临困境时，两人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。

邓颖超生于没落的官宦人家，在其4岁时，在朝为官的父亲被人诬陷，惨遭流放，后又于流放途中不幸暴毙。

好在邓母聪慧又坚韧，以教书行医为生，独立抚养女儿长大，1913年初，邓母有幸在北京的一所学校谋得职务，邓颖超也因此能在北京入读小学。

可惜好景不长，该校校长涉嫌反革命，学校被查封，母女俩只得入住天津暂避。

邓母依靠做家教的微薄收入，坚持供邓颖超读书，时值天津女子师范招生，该校闻名遐迩，邓母鼓励女儿报考。

在得知如能考取前三名，便可免去食宿费后，邓颖超悬梁刺股，废寝忘食，发奋读书，甚至一度累到吐血，只为减轻家母的负担。

1915年秋，时年11岁的邓颖超，而报考资格为14虚岁，她在虚报了两岁后，才得以如愿参与考试。

所幸天道酬勤，邓颖超一举高中前三，顺利入学，也是第十期生当中年龄最小的妹妹。

邓颖超小小年纪，经历了家道中落，幼年丧父，与寡母相依为命之苦，而张若名的成长经历，与之截然相反。

张若名比邓颖超年长两岁，其父张绍文是高等知识分子，曾任广西陆军测量局科长，依靠父辈的庇护，张若名家中奴仆成群，自幼锦衣玉食。

或许是物质生活太过充裕，不出几年，张绍文便“饱暖思淫欲”，娶了房姨太太。

此后，张绍文性情大变，他愈发厌恶张若名母女，更是对妻子呼来喝去，拳打脚踢。

张若名

张若名的母亲名叫张伯英，虽为正室嫡妻，却因是位没受过教育的传统妇女，只知恪守封建糟粕之规训，对丈夫的拳脚相向，只敢在四下无人之时暗自啜泣。

张若名将母亲的懦弱看在眼里，发誓“长大后绝不受男人的欺负”。好在二伯父的突然造访，将她从压抑的家庭生活中解救。

二伯父曾赴日留学，受到了新思潮的熏陶，又将张若名视如己出，希望女孩也能享受高等教育，闯出一番天地。

他自己即将前往天津行医，临行前，希望将侄女张若名也带去天津求学，张母没有话语权，张父对女儿本就不甚上心，遂挥挥手，任由张若名离家远行。

而二伯父的眼光与邓母一致——天津女子师范，遂鼓励张若名报考，张若名也不负期许，顺利入学。至此，邓颖超与张若名正式成为同学。

女校的空气是自由的，这里不仅教授知识，更讲究民主，博爱，平等等旧时中国所匮乏的品质，邓颖超与张若名不仅勤于学业，更关心时事，心系国家民族命运。

她们成立进步学生组织，号召同学关心民生，共议家国大事，组织学生群体帮扶弱小，力所能及地惩恶扬善......

她们还在校友会会报上积极发表作品，篇篇呼吁：

“同胞上下一心，振奋精神，谋国家之进步。”

如此，邓颖超与张若名总是形影不离，共同奔赴社团活动，共同向学生群体宣讲进步思想，共同深夜改稿，共同交流学业......

两位年龄相仿，志气相投的女生，迅速结下深厚的友谊。在她俩的努力和号召下，一个进步的学生群体正逐渐形成，假以时日，必成就一番大事。

这个学生团体是何等的藏龙卧虎呢？而一位青年才俊的加入，扰乱了两位少女的心扉。

共陷囹圄，患难情真

1919年，巴黎和会召开，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全国各地的学生群体纷纷愤而“揭竿而起”。

而在天津发起的学生抗议游行中，邓颖超与张若名又是首当其冲，如两只暴风雨中的海燕，沐浴风暴冲在最前方。

眼下列强虎视眈眈，北洋政府唯唯诺诺，为更加强有力地举行爱国运动，唤醒民智。

1919年5月25日，以天津女子师范学生，和校友为主体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宣布成立。

因北京爱国学生被捕的消息甚嚣尘上，传到了天津。为声援北京，6月5日，邓颖超与张若名代表“女爱会”。

并发动浩浩荡荡的天津学子，携手走上街头，呐喊示威，要求省长致电北京，速速释放被捕学生，夺回青岛，废除“二十一条”。

这是“五四运动’中天津首次大规模游行情愿活动，当新闻媒体得知领头人是两位女学生时，各路记者不禁纷纷称赞：

“义薄云天，虽巾帼而愧煞须眉也。”

在邓颖超，张若名的积极奔走下，“女爱会”声名远扬，宛若一面鲜明的爱国旗帜，因此吸引了众多进步青年慕名而来，其中就有周恩来同志。

此时，周恩来刚学成归来，望着满目疮痍的旧社会，深知救国建国任重道远，遂毅然寻觅志同道合之友，共赴救国之征途。

而“女爱会”的进步学生群体无疑是最好的革命战友。周恩来提出，在“女爱会”的基础上，形成一个更严密的团体，作为爱国运动的坚强后盾。

于是，1919年9月16日，“觉悟社”正式成立。

其建立之伊始，是由20名爱国青年男女共组成之，邓颖超，张若名，周恩来位列其中，其余成员也都是爱国的进步学生，大家互相交好，并肩作战。

其中，邓颖超年纪最小，被众人称呼为“小超”，尤其是周恩来，最喜欢一口一个“小超”，喊得很是起劲。

谁料后来，“小超”这个爱称，真的被周恩来称呼了一辈子。然而，在革命征途之初，被众人看好的，并非周恩来与邓颖超，而是周恩来与张若名。

周恩来也是先对张若名心生好感，只不过周当时是坚定的独身主义者，国难当头，未将儿女情长放在心上，所谓的好感，此时也只是志同道合的惺惺相惜之感而已。

1919年12月10日，天津新学联成立，张若名当选评议委员长，邓颖超当选演讲委员长。

天津新学联成立后，为支援福建人民的抗日斗争，张若名，邓颖超联手周恩来，于12月20日组织领导了天津各租界约10万人的国民游行大会；

1920年1月27日，因“山东问题”，张，邓，周三人再次发动天津各界进行游行抗议......

因此，当局对学联严防死守，严加管控，甚至不惜采取暴力镇压，学生爱国运动愈发艰辛，举步维艰。

但这并未吓退觉悟社和新学联的进步学生群体，1月29日下午，周恩来、张若名率数千名学生赴省长公署请愿：

请向北京政府施压，拒绝与日方交涉山东问题！并要求面见省长。

可是，一群血气方刚的学生，哪里懂得官场的阳奉阴违。对方见学生群体来势汹汹，恐将事态扩大，遂谎称：

“省长说见面也可，但只可选出三四代表，其余人等烦请打道回府，静候回音。”

于是，众人最终选出两男两女，即男学生代表为周恩来、于方舟，女学生代表为张若名、郭隆真，将交涉重任交予四人，大部队则留外观望。

谁料，四人刚踏入公署，就被按倒在地，强遭拘禁。在外的学生也惨遭暴力镇压，负伤者不在少数。

得知张若名、周恩来等人被捕的消息后，邓颖超心急如焚，立即号召学生群体天津各行各业的爱国志士，发起救援。

最终，在邓颖超的奔走和据理力争之下，周恩来等全体代表终被释放。

然而，此时已是1920年7月17日，也就是说，周恩来，张若名等人，被囚禁长达半年之久。

在这不见天光的半年里，周恩来与张若名同生共死，互相勉励，在黑暗中共同畅想祖国昌盛之蓝图，如此日复一日，这才熬过了绝望的“牢狱生活”。

觉悟社合影

正是这段共患难的经历，使得两人之间的感情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好似不再是单纯的革命情谊。

那么，两人何时修成正果？又为何分道扬镳了呢？

道不相同，就此别过

张若名被释放后，恰好天津女师第十期已毕业。尔后一个月后，邓颖超赴北京任教，而张若名选择于11月赴法留学。

从此，这对昔日形影不离的革命姐妹天各一方，此生再未谋面。

而与张若名一同赴法的同学当中，就有青年才俊周恩来。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，两位曾经并肩作战的少男少女，很快将友情升华为爱情。

周恩来晚年对侄女周秉德回忆这段往事时，曾说：

“我们曾在天津，一块蹲过半年牢，我了解她的人品。”

然而，这段始于患难的爱情，却还是走向了分崩离析。原来，1922年，在周恩来的介绍下，张若名加入“旅欧少共”，于年末荣升共产党员。

可是，光荣入党不到两年，张若名便坚持申请退党。

究其原因，一是因为张若名时运不济，“遇人不淑”。周恩来当时原本的职位被新上任的任卓宣接替。

任卓宣其人心胸狭窄，独裁专横，御下粗暴，动辄打骂，好友郭隆真就曾被他当众羞辱难堪。

张若名因家境优渥，从小到大未曾受过这般委屈，遂拒绝与任卓宣共事。

其二，则是因为学业。张若名并未建立起坚定的革命信仰，比起政治，她更乐意潜心学习，国家民族之大义终究是为她的个人理想让了路。

张若名与郭隆真

赴法勤工俭学的女学生中，许多人都找不到差事，维持生计尚且艰难，读书更是奢望。

恰逢一位已故政客的遗孀，将亡夫的遗产捐赠给中国留法女学生，以资助其求学，而张若名因爱国运动被捕，导致未能顺利毕业。

此番留法，她立志要在学业上有所建树，所以格外珍惜这次被资助的机会。面对张若名的思虑，周恩来也曾劝说过：

“若名，救国之路道阻且长，我们的国家现在是什么样子，你比谁都清楚，你所面临的困难，能否克服一下呢？”

周恩来本是好意，鼓励女友莫因一点不如意，就萌生退意，但这恰好触碰到了张若名的性格缺陷。

因张父的胡作非为，张若名对另一半有种天然的防御，张若名误以为周恩来在强行干预她的选择，遂更加坚持退党，以此表达反抗。

1924年，在张若名的一再坚持下，她的退党申请被予以批准。

此举更是帮周恩来下定了决心，周恩来找到张若名，开门见山地说明了自己的择偶观和价值观，宣布终止交往，俩人分道扬镳，好聚好散。

周恩来需要的挚爱伴侣，是能够和他一起，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的战友；是能够和他一样，愿意为国家献出生命，爱国如命的伴侣；亦是能够并肩作战，经受得住苦难和磨砺的战士。

周恩来思来想去，脑海中猛然闪过一个人影——邓颖超。原来兜兜转转，寻寻觅觅，最合适最可爱的伴侣，差点就擦肩而过。

周恩来遂向邓颖超写信求爱，邓颖超也对周恩来心存好感，给予肯定的答复：

“我们心心相印，心意相通，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身！”

于是，周恩来与邓颖超终成眷属，携手共进，从少年走向白头。而张若名也求仁得仁，于193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，并在同年收获了婚姻，与丈夫杨堃结婚。

婚后不久，夫妻俩共同回国，在北平任教。直到全面抗战爆发，日军占领北平，张若名夫妇不愿在日军政权的统治下，进入任何一个单位工作，遂请辞赋闲在家。

直到1948年1月，她被聘为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，才重新开始职业生涯。也正是在云南执教期间，张若名与周恩来重逢。

张若名与杨堃

1955年4月，周恩来，陈毅等人为参加亚非会议而途径昆明，4月8日上午，周恩来邀请张若名夫妇共进午餐，叙旧会友。

自从少年时法国一别，再见已人到中年，两鬓微白。这场愉快的聚餐长达五个小时，周恩来还有公务在身，不宜久留，双方便挥手告别，此后再未相见。

返京后，周恩来将与张若名夫妇聚餐之事说给邓颖超听，邓颖超嗔怪道：

“你也是，怎么就不知道合张影呢！我跟若名姐几十年没见了，也好让我看看她的变化嘛。”

少年革命时期的友情总是真挚而热烈的，那是青春燃烧的岁月，怎能不令人怀念！

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昔日的革命伙伴，有的选择了个人的理想，有的则坚定地选择了共产主义事业，选择了为保家卫国而奋斗。

但无论如何，只要是曾为祖国奔走呐喊的爱国志士，都值得被尊重，被铭记！